（三叔接下来的叙述很是烦琐，牵扯到了很多老长沙的事情，不过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十分的有趣，因为我自小就喜欢那种带点土腥子味道的老事情，比较有历史的厚重感，听一听也无妨。）

三叔嘴里的那个传教士当时的名字，叫做考克斯•亨德烈，中文名叫做裘德考，在长沙的教会学校工作，是国民党时期随着当时的东进潮来中国的美国人之一。但是这人自小就六根不清净，洋和尚没什么兴趣当，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或许在美国人的经济观念里，文物也只是商品之一，能自由买卖，自然也可以出口，所以到了中国的第三年，他就偶尔做一些暗地里的文物走私活动，那一年他才十九岁。

裘德考的走私生意一直做得很小心，生意做得不大。那时候有两种走私商，一种是流水的营盘，走的量大，但是出价很低，玩的是成一笔是一笔的买卖，风险很大。而裘德考是“打铁的买卖”，也就是出价高，东西要得少，但是很安全，来一笔成一笔。他这样的做生意方式，很对爷爷的胃口，所以当时爷爷和他的关系很好。

但是裘德考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从心底里，他并没有把爷爷当成是朋友，甚至他没有把爷爷当成是一个和他平等的人。我爷爷在事后知道，在私底下，他称呼我爷爷为臭虫。

1949年长沙解放，国民党全面溃败，之后是1952年，教会开始退出中国，在中国滞留的很多美国人都开始回国，他也收到了教会的电报，让他在安全的时候返回。

他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生意要告一段落了，于是开始做相关的准备工作，转移了自己的财产。在临走之前，他又有了一个险恶的念头，他和他的同党开始大肆收购明器，用中国人信赖老关系的心理，以极其廉价的定金卷走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就有我爷爷的战国帛书。

当时我的爷爷并不肯卖这一份父辈们用命换出来的东西，是裘德考谎称这些钱会用来开善堂，爷爷感觉这是积德，才勉强出手的（当然这是我爷爷自己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看他这样的人不太可能有这种善心）。

在这些货物全部上船之后，裘德考知道这批人中有一些并不好惹，为免留下后患，在船上拍了一封电报给当时的警备处，将我爷爷等大概十几个土夫子的形迹全部漏给了当时的长沙解放军临时驻军。

这就是当时十分著名的“战国帛书案”。这不仅仅是文物走私案，因为裘德考和解放前国民党将领的关系，里面牵扯到了间谍、叛国等很多那个年代特有的想也想不通的因素，变得非常复杂，几乎惊动中央。那一天裘德考满载而归，而为他积累财富的那批土夫子，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哀号一片。

虽说也是罪有应得，但是这样的死去，实在是太过悲惨了一些。后来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的文物走私几乎绝迹，也和当时这一批人的死亡有关系。

当时我爷爷机灵，一看形势不对，就连夜逃进了山里，躲在一座古墓里，和死尸一起睡了两个礼拜，逃过了风头，后来光身逃到了杭州。这件事情对我爷爷的打击很大，以至于战国帛书后来就成了他的一项禁忌。他在世的时候，一直叮嘱我们不可以乱说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家的人一直对此讳莫如深。

裘德考回到美国之后，拍卖了那批文物，发了大财，战国帛书被高价卖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为当时拍卖价格最高的文物，而裘德考也一跃成为百万富翁、上流社会的新贵。他在中国的故事写成了传记，广为流传。

富有之后的裘德考，逐渐将兴趣转向社交，大约在1957年，他受邀担任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顾问，对战国帛书的研究工作提供顾问。当时的博物馆馆长就是臭名昭彰的普艾伦，两个人都是中国通，都是在中国雇用土匪盗掘文物发的家，很快成为朋友。裘德考还赞助了一笔钱给博物馆作为基金，用于收购民间的中国文物。

大概是因为富裕生活的悠闲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之后的裘德考修身养性，逐渐沉迷到了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他在大都会博物馆主持研究了几个大型的项目，成果颇为显赫。然而让他真正名留史册的，却是1974年，他解开了战国帛书密文那件事情。

当时他对于战国帛书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起初他是为了抬高帛书的价格，后来则完全是因为兴趣。

在刚开始，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他这样的一个美国人可以解开中国的古代密码，然而，裘德考却以惊人的毅力做到了。

说来也是巧合，他是借一本中国“绣谱”古本中的灵感，发现了“战国书图”的解码方式。这种解码方式，其实也就是类似于“绣谱”中利用文字记录刺绣程序的办法。在数学上就是点阵成图，说复杂也不复杂，完全在于一个巧，你能想到，就能够解出来，你想不到，即使你对中国古代密码学再精通也没用。

发现解码方式后，裘德考喜出望外，马上召集了人员，对爷爷的那份战国帛书进行了大范围的翻译。一个月后，全部的密文就被解出。

然而出乎裘德考意料的是，当时出现在解码纸上的，不是他原先预计的记载着战国时期占卜历法的古文，而是一幅古怪的、完全没有意义的图案。

这图案古怪成什么样子，很难形容出来，我后来看了三叔给我画的草图也摸不着头绪。描述一下的话，只能说这幅图案十分的简单，只有六条弯曲的线条，和一个不规则的圆组成，线条互相延伸，有点像地图上河流的脉络，或者是什么藤本植物蔓延的茎，但是，给那个圆一围又感觉不是。拿远点看，好像是一个抽象的文字；近看，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此外没有任何的信息，如果你不说这是来自于一本中国的古籍残卷上，所有人都会以为这是刚刚会拿笔的小孩子在纸上乱画出来的线条。

历尽千辛，翻译出来的东西竟然是这么一张莫名其妙的图案，裘德考感觉到十分的诧异。他一度以为自己的翻译方式是错误的，但是反复验证了之后，他发现不可能，如果是错误的，那么不可能成功地将文字天衣无缝地转换成这个图形。显然，用密文记录下的东西，就是这七条线条。

那这七条线代表着什么呢？这帛书的主人为何要将它隐藏在文字当中呢？

凭着在中国这么多年的经历，他的直觉告诉自己，能够被人用密文写在昂贵无比的丝帛中，不会是普通的图案。这线条肯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说不定非同小可。

他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即开始查阅资料。他用了大量的时间，翻了无数的图书馆，同时，拿着这张图案去找了当时大学里的华裔汉学家请教。可是，在美国的那批人水平有限，折腾了大半年没有任何结果，就算有人说了推测，也是不伦不类，完全没有根据，一听就是胡说的东西。

就在他兴趣减退，感觉到没有了指望的时候，有一个大学里的朋友给他指了条明路。他告诉裘德考，这种中国古怪的东西，应该到唐人街里的老人堆里去问，当时是冷战时期，在唐人街，有不少来自台湾的老学者，藏龙卧虎，也许会有线索。

裘德考一听也对，抱着最后的希望，真的去了唐人街求教。

唐人街有一种书馆，是老人聚集的地方，裘德考就专门去这种地方，将那图形发阅，也亏得他就是命好，果然就让他碰到了一个高人。

这高人是一个干瘦的老头，在当地算是个名流，那天他在茶馆听书，正巧碰到裘德考来发图，就要了张拿来看。这一看之后，他就大吃了一惊，问裘德考是从哪里搞到的？

裘德考一看有门，不由大喜，他自然有自己的一套说辞，和那老人说了来龙去脉，就忙问这老人是否知道什么。

那老人摇头说不是，不过他告诉裘德考，虽然自己不知道这图形的来历，但是，他曾经在一个地方见过类似的东西。

裘德考一听，心中也一动，忙问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那老人说，那是还在大陆的时候，他在山东的祁蒙山一座道观里，看到过一个丹炉，这图形，就是刻在这丹炉之上。

第十一章青铜的丹炉

一直以来，这份图形神秘莫测，如何查找都没有一点线索，如今听到这个，裘德考兴奋异常，他马上就请人泡了一壶上好的茶水，恭敬地递上，请那个老学者详细说说。

那个老学者本身就没什么事情，见他十分有兴趣，也来了兴致，就给裘德考讲了当时的经过。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这个老人是北京大学的国学教授，是国民党员，女婿是张灵甫手下的一个旅长。整编七十四师溃败之后，国民党残军化整为零，他女婿就带着残部逃入了祁蒙山，当了土匪，在山里猫了三年。后来解放军大剿匪，他女婿被逼得走投无路，和国民党特务接上了头，准备逃往美国。

买通了路子之后，老头和家眷就被他女婿接进了山里，等船的消息。因为风声很紧，带着家眷不方便，这段时间，他女婿把他们安顿在了一座道观里，伪装成道士，等特务的接应。

说是道观，其实是那种民间的土庙，不过，和其他山区的庙宇不一样的是，这座道观建筑在两座相距不到五十米的悬崖之间，下面腾空，十分奇特。整个道观类似于一个巨大的阶梯，一层一层，一共有七层，墙壁都是刷着黄漆的泥墙，十分的简陋，最上面四层，就是架在两道悬崖中间的木板，连栏杆也没有。几个神龛上面都是土塑的三清像，也有观音和土地，很有中国的特色。

整个道观由两个老道士打理，老的还是年轻一点道士的父亲，那年代兵荒马乱，香火稀薄，他女婿就给他们一些钱，作为掩护。

那个老教授在道观中生活了两个月，道观是在深山里，爬上爬下不方便，他也无事可做，就开始研究这道观中的古董。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道观中很多的东西，都是粗制滥造的民间土货，没有什么价值，偶尔有几件古董，也是明朝时候的东西。然而，道观的最顶上那层，却有一个青铜炼丹炉，形状十分的奇特，好比一只倒翻的莲花，看上面的铜锈，年代更加的久远，和这里其他的东西有很大的区别。

老教授不是学历史的，但是当时的老夫子，对于这些都有点阅历，他很感兴趣，就问了老道士，这丹炉是从哪里来的。

那老道就称赞他眼光很厉害，这丹炉确实不普通，是解放前一次地震，从山里塌出来的，当时一起塌出来的还有很多的死人骷髅，村民很害怕，就抬到这里来给神仙镇着，已经是有六十多年了，他当时还小，具体什么情况也不清楚。

老教授听了就觉得越发有趣，然而当时兵荒马乱，自己的身份又特殊，也没法进行更多的调查，他就在道观里琢磨了一段时间，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不过，当时境遇和环境让他对这件事情的记忆非常深刻，对于那个丹炉的形状和花纹，也记得十分清晰，所以一看到裘德考给他看的图形，他就认了出来。

他告诉裘德考，这个花纹是在丹炉的盖子上，形状和这图形一模一样，他绝对不会记错。如果他想知道得更多，可以想办法去那个道观了解一下情况，不过，沧海桑田，现在那地方还在不在，要看你的造化。

裘德考听了之后，又是兴奋又是失望。兴奋的是，显然这份图形背后的东西，比自己想的还要丰富；失望的是，听完这些叙述，他对这个图形仍旧一无所知。

他很想亲眼看看老教授口中的那只青铜丹炉，然而，这在当时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当时一个美国人要到中国去，相当的困难，特别是他这样臭名昭著的文物贩子。

不过裘德考这人是非常自负的，他想做的事情，没有人能阻止。他还是想了办法：自己不能到中国去，但是这么多年的文物活动下来，他在中国有着严密的关系网。他开始设法联系中国的老关系，想办法找人进祁蒙山，到那个深山道观之中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最好，能够把那个丹炉偷出来，运到美国。

当时的中国刚刚受过十年浩劫，百废待兴，他的老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老一辈的土夫子，都在解放后的清肃中死的死，逃的逃，文物走私这一块，已经完全重新洗牌。他借助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关系，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渠道，都找不到一个认识的人。

百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冒着风险，求助于几个当时自己不熟悉的文物走私犯，让他们介绍一些长沙这行业里面的新人。

这又是几经波折，不过工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给他联系到了一个肯和他合作的中国人。